保险业也需要一个“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保险业也需要一个“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沃伦·巴菲特 撰 2001年11月19日，星期一；A21版

我从事保险业——过去几个月里，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行业。对于我所经营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来说，代价尤其高昂，因为我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让伯克希尔承保了一种可能造成巨额灾难损失的风险，却没有为这项风险收取保费。我们轻率承担的风险是恐怖主义造成的损失。

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还算走运：我们估计伯克希尔在9·11事件中的损失“仅”约23亿美元。这远远超过我们以往任何一次单一灾难的损失，但损失本可能大得多。事实上，如果奥萨马·本·拉登拥有核装置，损失可能使大部分保险业破产，伯克希尔也不例外。假如发生这种可怕、却并非不可能的核袭击，保险赔款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超过全球所有财产意外险公司的净资产。

几乎无限大的潜在损失只能由拥有几乎无限资源的实体来承担。私营部门没有这样的机构。只有美国政府担得起。

华盛顿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主张。国会正在艰难地摸索，试图让保险业与政府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为恐怖主义造成的损失提供保险。所有相关方的动机都是可敬的，但我认为目前考虑的这些做法会给社会带来令人不安的后果。

一些提案限制了政府的责任，但让行业承担无限风险。这些提案行不通：如果保险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它们必然会拒绝续保那些可能导致自身破产的保单。

同样糟糕的是，目前正在考虑的所有提案都会导致基于风险敞口的定价。也就是说，如果一家企业位于高风险地区，它将被要求支付高昂的保险费。基于风险的定价通常是公平且可取的。在伯克希尔，我们经常采用这种做法。但在这个案例中，它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例如，按每一美元保险金额计算，纽约市标志性或重要物业面临的恐怖主义风险，可能是人口较少地区财产的10倍或更多。但大城市是我们社会的核心。我们不愿看到它们被远高于其他地区的保险成本拖累，走向衰落。事实上，让它们繁荣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恐怖分子向我们发动的战争中，主要城市的居民几乎肯定已经承受着高于常人的人身风险。我们不应再给他们施加沉重的经济成本。

在我看来，如果保险业借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模式，我们就能为这个社会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成立于68年前，其理由很明确：美国迫切需要消除银行挤兑1及其引发的金融恐慌。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成立之前，银行倒闭的风险由存款人承担，他们无法摆脱这种风险。存款人及其银行都无法将这种风险转嫁给私人保险公司，原因有二：第一，涉及的金额实在太大；第二，损失是相关的，即少数银行的倒闭常常引发连锁反应，好银行与坏银行一起倒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对国家来说幸运的是，这些对经济的严重破坏因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的出现而终结。

目前，撇开即将到期的保单不谈，数百万企业主、个人、房东和贷款人承担着恐怖袭击的经济风险。保险公司不会站出来承担风险——我们以前很蠢，但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然而，让这些承担风险的数百万人自己扛起这个负担是不对的：那将是自保，由此造成的经济扭曲，会让整个社会难以承受。谁还会在大城市建造摩天大楼，或者以它作抵押向业主放贷？再比如，一家没有保险的家庭熟食店，怎么能开在标志性办公大楼旁边？

如果我们采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模式来处理恐怖主义，保险业将不得从这项保障中赚取一分钱。取而代之的是，对所有保险征收保费税2，缴入美国财政部。这样就能公平地把恐怖主义相关成本分摊到全国，就像分摊国防开支一样。

如果按照我的建议制定这样的法律，新法律应严格限制那些要求某个相关方承担责任的私人诉讼，例如要求航空公司担责的诉讼。我们希望财政部向受害者付款，只为补偿财产、生命或直接收入的损失，不必追究谁有过错。法律还应涵盖战争损失。战争和恐怖主义都有可能造成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受的损失。大多数现有保单已经有战争除外条款3——但远非全部。

有些人会争辩说，为保险业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模式是对私营部门的社会主义式干预。当年，大多数人肯定也会这样批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本身——然而今天，该机构被普遍认为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过去的问题是银行挤兑和经济恐慌，我们找到了创新的解决方案。今天，问题是恐怖主义以及它使保险成本变得难以预料，我们需要一个同样有效的解决方案。

【原刊作者简介】作者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一家拥有保险业务的多元化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也是华盛顿邮报公司（对伯克希尔·哈撒韦有投资）的董事。

© 2001 华盛顿邮报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