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致合伙人信
巴菲特有限合伙企业（Buffett Partnership, Ltd.）
610 KIEWIT PLAZA1
OMAHA, NEBRASKA 68131
TELEPHONE 042-4110
WARREN E. BUFFETT, GENERAL PARTNER
WILLIAM SCOTT
JOHN W. HARDING
1969年5月29日
致各位合伙人：
大约18个月前，我曾写信告诉各位，由于投资环境和个人状况发生变化，我调整了今后的业绩目标。
我当时谈到的投资环境，在其他几封信中也说过。随着时间推移，环境总体上越来越不利，也越来越令人沮丧。也许只是我的头脑不够灵活了。（有一位观察者在评论40岁以上的证券分析师时曾说：“他们知道太多已经不再正确的事情。”）
然而，在我看来：
（1）过去二十年里，注重定量因素的分析师能找到的投资机会一直在减少，如今已几乎绝迹；
（2）我们管理的资产有1亿美元，原本就少的机会，又有很大一部分不适合我们了。单笔投资低于约300万美元，就难以对整体业绩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普通股市值低于约1亿美元的公司2，几乎都不在考虑之列；
（3）人们越来越关注投资业绩，市场也因此越来越看重短期表现，在我看来，投机性也更强了。
在1967年10月9日的信中，我说过，促使我调整目标的几个因素里，个人考虑最重要。我曾表达过一个愿望，希望不必再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巴菲特合伙企业（BPL）上——这是我强加给自己的要求。但过去十八个月，这一点我完全没做到。那封信写道：“我希望降低目标之后，自己也能少花些力气3。”结果却不是这样。只要我还在“台上”，定期公布业绩记录，又承担着管理许多合伙人几乎全部净资产的责任，我就无法持续用心去做BPL以外的事。只要公开参与这场竞争，我就免不了想赢。我知道自己不想一辈子都只顾着在投资赛场上追赶那只兔子。放慢脚步的唯一办法就是停下来。
因此，在年底之前，我打算按规定正式通知所有有限合伙人：我准备退出合伙企业的管理。清算合伙企业当然会涉及一些税务和法律问题。总的来说，我希望制定的方案能做到以下几点：
最重要的是，许多合伙人不愿自己打理资金，我要为他们提出另一种安排。有些合伙人已有自己信得过、也觉得合适的选择。对其余的人，我不会把钱还回去，说声“祝你好运”就撒手不管。我打算推荐另一位资金管理人。亲属的资金，以及其他由我终身负责其财务安排的人的资金，我都会交给他管理。他正直、有能力，今后的业绩很可能不亚于我，甚至更好，但都远不及他或我过去的成绩。每一位合伙人都可以请他管理资金，不会有人因账户金额太小而被挡在门外。今后我会偶尔了解一下他在做什么。如果提建议，主要也只是说说哪些事不宜做。
我希望所有合伙人都能选择领取现金，也可能领取易于出售的证券。很可能只涉及一种证券，我既看好它的前景，也认可它的价格；各位若想换成现金，可以自由卖出。
同时，我也希望所有合伙人都可以选择按原有比例保留在我们两家控股公司（多元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以及另一项小额“受限”持股中的权益。这些证券的公允价值将由我单方面确定。因此，我认为必须让各位有选择：如果愿意，可以按这一估值保留原有比例的权益。
不过，这些证券不能自由买卖（“控制股”和未注册股票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即SEC的有关规定限制4），且很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既不可转让，也不会带来现金收入5。所以，清算时各位可以选择继续持有这些受限证券，也可以领取等值现金。我非常欣赏经营这些控股企业的人（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市的伊利诺伊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如今也在其中，这是一家规模超过 1 亿美元、运营极其出色的银行，由伯克希尔·哈撒韦今年早些时候收购），我希望与他们保持一生的合作。我当然不希望仅仅为了卖个好价钱，就出售一家由我喜欢并欣赏的人经营的优质控股公司。不过，将来若有特殊情况，我们也可能卖掉其中一家经营单位。
我相信能拟出一个实现上述目标的清算方案。这些安排，应该不需要各位改变 1969 年的税务规划。
最后，我还很想以一个漂亮的成绩收场，可这办不到了。我不愿以业绩不佳的一年结束，但 1969 年会是这样的一个年头。我目前最好的估计是，把控股公司价值的大幅增加计入之后，到年底，我们 1969 年也只能做到不赔不赚，而且这还没有扣除向合伙人的任何月度支付6。对于控股公司的这部分权益，除我以外，所有合伙人都可以选择领取现金。即使从现在到年底大盘大幅上涨，我的这一估计也不会改变，因为我们不会持有规模可观、上涨空间又很大的仓位。
今年，特殊情境投资做得糟透了。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误闯羽毛球赛场的鸟。遇到这种情况的不止我们一家，可偏偏这时候，我们投在这类业务里的资金比例，又接近了历来的最高水平。
把自己的蠢事写下来，当然不愉快，但我更讨厌“选择性报告”。今年的糟糕表现，百分之百是我的错。这不是运气不好，而是政府的行动方向正在迅速变化，我却判断错了7。说来矛盾，政府后来做的事，我一直认为早就该做。我指的是它要解决的问题，未必赞同它采用的手段。也就是说，这项行动虽然使我们损失了不少钱，但总体目标有益于社会，这也是我一段时间来一直主张的。可我当时偏偏不相信，政府真会这么做。作投资决定时，我一向不赞成把社会上“应该发生什么”和现实中“会发生什么”混在一起。可这一次，要是我真混在一起想了，我们倒能少损失好几百万美元。
坦白说，虽然前面谈了这么多理由，只要真有几个一流的投资主意，我还是会在 1970 年，甚至 1971 年，继续经营合伙企业。不是因为我想继续干，只是因为我实在愿意以一个好年头收场，而不是坏年头。可眼下，我看不到什么机会，能让人合理地指望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也不愿拿着别人的钱四处试探，盼着“走运”。我与眼下的市场环境不合拍，也不想为了像个英雄一样退场，就去玩自己不懂的游戏，毁掉过去还算不错的成绩。
因此，这一年里，我们会陆续变现持仓，最终主要留下控股公司的权益、那项签有“投资函”的证券8、那项长期前景良好的可流通证券，以及各类零星的剩余权益，也就是“零头”。这些“零头”属于特殊情境投资，总价值不大，但要花几年才能清理完毕。
这封信比平常的年中信早写了一些，就代替今年的年中信了9。决定一作出，我就想让各位知道。我也想在大家收到信后，在奥马哈留一段时间，解答信中可能引起的疑问。七月我预计会在加州。
有些人会问：“那你打算做什么？”我还没有答案。我只知道，等到60岁，我应该追求的个人目标，总该与20岁时最看重的有所不同。成年后的头18年，这件事几乎占去了我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如果现在还不抽身，我恐怕就难以去做那些更适合日后生活的事。
今年秋天，很可能在10月，我们会再寄一封信，详细说明清算办法、推荐的投资顾问等事项。
谨致问候，
沃伦·E·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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