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富人征收最低税

沃伦·E·巴菲特

2012年11月25日1

假设一位你敬佩又信任的投资者带着一个投资机会来找你。他兴致勃勃地说：“这个不错，我已经投了，你也应该投。”

你会这样回答吗？“这得看你说的那笔收益要交多少税。如果税太高，我宁可把钱留在储蓄账户里，赚取0.25%的利息。”这种回答，只存在于格罗弗·诺奎斯特的想象中。

在1951年至1954年间，当资本利得税率为25%，股息边际税率在极端情况下达到91%时，我做证券销售，业绩还不错。在1956年至1969年间，最高边际税率略有下降，但仍然高达70%2——资本利得税率则微升至27.5%。那时我在为投资者管理资金。从来没有人以税负太重为由，放弃我向他推荐的投资机会。

此外，在税率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国家经济产出的指标）都快速增长。中产阶级和富人的处境都得到了改善。

所以，别再担心一提高资本利得税率和普通所得税率，富人和超级富人就会——天哪——罢工，把大笔资金藏进床垫底下。我们这些超级富人，包括我在内，总会继续寻找投资机会。

而且，我们手里可真有不少钱。《福布斯》400富豪榜上的美国富豪，今年的财富总额创下新高：1.7万亿美元。这是1992年3000亿美元总额的五倍多。近年来，我们这些富人已经把中产阶级远远甩在了后面。

减税给我们帮了大忙。1992年，美国收入最高的400人（与《福布斯》榜单不同的群体）缴纳的税款平均占调整后总收入3的26.4%。到了2009年，也就是当时已公布数据的最近一年，这一比例为19.9%。有些位高权重的朋友，真好。

该群体2009年的平均收入为2.02亿美元——按每周40小时工作制计算，相当于每小时“工资”97,000美元。（我假设他们在午餐时间也有报酬。）然而，这些超级富人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缴纳的联邦所得税和工资税合计不到其收入的15%。其中一半人的税负低于收入的20%。而且——做好准备——少数人实际上什么也没缴4。

这种令人愤慨的情况表明，仅调整最高档税率还不够，尽管这可以作为起点。我支持奥巴马总统的提议，取消布什减税政策给予高收入纳税人的优惠。然而，我倾向于将门槛设定在略高于25万美元——也许是50万美元左右。

此外，我们需要国会立即对高收入征收最低税。我建议对100万美元至1000万美元之间的应税收入征收30%的税，对超过该数额的部分征收35%。这条简单明了的规则，可以挡住说客、律师和那些急于募集竞选捐款的议员，不让他们继续为超级富人争取远低于普通人的税率；那些普通人的收入，不过是我们的零头。只有对非常高的收入征收最低税，才能防止这些为富人效力的斗士把名义税率掏空。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以“改革”税法的名义推迟这些改变。诚然，改变是迫切需要的。我们需要废除像“附带权益”5这样的安排，它使劳动收入能够神奇地转化为资本利得。而且，开曼群岛的一个邮件接收点可以成为富人和企业税务操作的核心，这令人作呕。

但不能因为这些复杂制度有待改革，就迟迟不纠正那些明摆着、代价又很大的不公平。我们不能任由维护特权的人拿“做不到全部，就什么也别做”当借口。

我们政府的目标应该是使收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8.5%，支出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1%——这些水平在过去曾长期达到，显然可以再次达到。一算便知，这样仍会有预算赤字。但即便对通胀和经济增长作保守估计，按这样的比例收支，也能让美国债务与经济产出之比保持稳定。

在上一财政年度，我们离这种财政平衡相去甚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5%，支出占22.4%6。纠正我们的方向需要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做出重大让步。

全美国都在等待国会提出一个现实而具体的计划，让财政重新走上稳健的轨道。除此之外，不能再敷衍过去。

在这期间，你或许真会遇到一个人，手里有绝好的投资机会，却因为赚了钱要缴税而不肯行动。让他来找我。我来替他分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