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亿美元的决定

2012年春季

本·格雷厄姆请我在他那家著名基金接替他，我却陷入两难：接过偶像的衣钵，还是走自己的路？

读过《聪明的投资者》后，本杰明·格雷厄姆就成了我的偶像。我想去哥伦比亚商学院，就是因为他在那里任教。后来我从哥伦比亚毕业，回到奥马哈做证券销售，也一直没有忘记他。在1951年到1954年间，我不断烦扰他，经常给他寄去证券投资建议。然后我收到一封回信：“下次你来纽约时，来见我。”

于是我去了，他给了我一份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工作，那是他和杰里·纽曼共同经营的。人人都说A.W.琼斯开创了对冲基金行业，但格雷厄姆-纽曼的姊妹合伙公司纽曼和格雷厄姆实际上是一个更早的基金。我带着妻子苏茜和女儿，搬到纽约州的怀特普莱恩斯。苏茜当时怀孕四个月。每天早上，我坐火车到纽约中央车站，再去上班。

这份工作并没做多久：第二年，我25岁时，格雷厄姆先生——我当时这样称呼他——提前告诉我他将退休。实际上，他做的还不止这些：他给了我接替他的机会，由杰里的儿子米基担任新的高级合伙人，我担任新的初级合伙人。基金规模很小，只有600万或700万美元，名气却很大。

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这是我接过偶像衣钵的机会——我甚至给我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霍华德·格雷厄姆·巴菲特。（霍华德是为了纪念我的父亲。）但我也想回到奥马哈。大概有一个月，我每天早上去上班时都想着，今天要告诉格雷厄姆先生我要走了。但这很难开口。

当时的情况是，我大学毕业时有9,800美元，到1955年底，资产已有127,000美元。我想，我要回奥马哈，上一些大学课程，读很多书——我打算退休了！我估计我们每年靠12,000美元就能生活，而凭我的127,000美元资产，我很容易赚到这笔生活费。我告诉妻子：“复利保证我会变得富有。”

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先我一步回到奥马哈。我开车西行，沿途考察有兴趣投资的公司。这是尽职调查。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兹尔顿停留，参观了杰多-高地煤炭公司。我参观了密歇根州的卡拉马祖炉灶与火炉公司，该公司正在清算。我去看了那栋建筑是什么样子，他们有什么要卖的。我去了俄亥俄州的特拉华，考察了格雷夫兄弟制桶公司。（现在还有谁了解制桶业呢？）它的董事长接见了我。我都没预约，直接登门。我发现人们总是愿意和我交谈。所有这些人都帮助了我。

在奥马哈，我以每月175美元租下了安德伍德5202号的一所房子。我告诉妻子：“我很乐意买房子，但那就像木匠卖掉他的工具箱。”我不想用掉我的资本。

我没有计划成立合伙公司，甚至没有计划找工作。只要能自己做投资，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我当然不想再向别人销售证券。但纯属偶然，有七个人，包括我的一些亲戚，对我说：“你以前卖股票，我们希望你告诉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的钱。”我回答说：“我不会再做那件事了，但我会像本和杰里那样成立一个合伙公司，如果你们想加入，可以。”我的岳父、我的大学室友、他的母亲、我的姑妈爱丽丝、我的姐姐、我的姐夫和我的律师都签了字。我自己也投了一百美元。起步就是这样——纯属偶然。

合伙公司成立时，我们共进了晚餐，他们七个人加上我——我百分之九十九确定是在奥马哈俱乐部。我花四十九美分买了一本账簿，他们带来了支票。在我收下他们的钱之前，我拿出半页纸，上面是我称为“基本规则”的内容，还用复写纸做了副本。我说：“合伙法律文件有两页或四页。别担心那些。我会告诉你们里面写了什么，你们不会遇到任何意外。

“但这些基本规则讲的是投资理念。如果你们认同，那我们就开始。如果不合拍，我理解。我不会告诉你们我们持有哪些证券之类的事。该得鲜花的时候，我希望收到鲜花；该挨软熟的水果砸的时候，我也认。但如果我跌了百分之五，而市场跌了百分之十五1，我不想被扔水果——我会认为那一次我该得到花束。”我们把一切都讲清楚了，他们给了我支票。

我没有主动招揽客户，却开始收到更多陌生人寄来的支票。那时在纽约，格雷厄姆-纽曼正在清算。在佛蒙特州有一位大学校长，霍默·道奇，他曾把钱交给格雷厄姆投资，他问：“本，我该怎么处理我的钱？”本说：“嗯，有个以前为我工作的年轻人……”于是道奇开车来到奥马哈，来到我住的这栋租来的房子。我当时二十五岁，看起来像十七岁，行为像十二岁。他说：“你在做什么？”我说：“我是这样替家人投资的，也可以这样替你投资。”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二十五岁会是一个转折点。我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也开始了一段合伙历程2，后来做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样颇具规模的事业。我并不害怕。我在做我喜欢的事情，而且我仍在做。——巴菲特口述，兰德尔·莱恩记录3。照片由苏茜·巴菲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