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赠股与遗产安排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新闻稿

即时发布 2024年11月25日

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BRK.A；BRK.B）——

今天，沃伦·E·巴菲特将把1,600股A类股转换为2,400,000股B类股，以便将这些B类股赠送给四个家族基金会：1,500,000股给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各300,000股给舍伍德基金会、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和NoVo基金会。

巴菲特先生对其股东同仁的评论如下：

今天这笔捐赠，使我持有的伯克希尔·哈撒韦A类股减少至206,363股，自2006年承诺以来下降了56.6%1。2004年，在我的第一任妻子苏西去世之前，我们两人拥有508,998股A类股。几十年来，我们都认为她会比我活得更久，随后将我们巨额财富的绝大部分分配出去。但事与愿违。

苏西去世时，她的遗产约为30亿美元，其中约96%捐给了我们的基金会。此外，她给我们三个孩子每人留下1000万美元，这是我们给他们的第一笔大额赠予。这些遗赠反映了我们的信念：非常富有的父母应该给孩子留下足够的钱，让他们能做任何事，但又不能多到让他们无所事事。

苏西和我长期以来一直鼓励孩子们参与小型慈善活动，并对他们的热情、勤奋和成果感到满意。然而，在她去世时，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处理伯克希尔股票所产生的惊人财富。尽管如此，我随后做出的2006年终身承诺（后来扩大）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慈善活动。

孩子们现在已远超我们的期望，在我去世后，他们将全权负责逐步分配我所有的伯克希尔持股。这些持股现在占我财富的99.5%。

时间老人总是赢。但他可能反复无常——确实不公平甚至残酷——有时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就结束生命，而有时则等上大约一个世纪才来拜访。到目前为止，我非常幸运，但不久之后，他也会找上我。

然而，我幸运地躲过他的注意也有不利的一面。自2006年承诺以来，我的孩子们预期还剩下的人生岁月已大为减少。他们现在分别是71岁、69岁和66岁。

我从未想过要建立一个世代传承财富的家族，也无意让任何计划延续到孩子们这一代之后。我了解这三个孩子，并完全信任他们。后代则是另一回事。谁能预见连续几代人在可能截然不同的慈善环境中处理巨额财富分配时的优先事项、智慧和忠诚度？然而，要把我积累的巨额财富分配完，所需时间可能会超过孩子们的余生。今后的决定，交给三个在世、方向明确的头脑来作，可能比受一只“死手2”支配要好。

因此，已指定三位候补受托人。他们每个人都为我的孩子们所熟知，我们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合适人选。他们也比我的孩子们年轻一些。

但这些继任者在候补名单上。我希望小苏西、霍维和彼得3亲自把我的全部资产分配出去。

他们都尊重我的愿望，即我对伯克希尔股票的处置计划绝不可辜负伯克希尔股东对查理·芒格和我的非凡信任。2006年至2024年期间让我有机会观察我的每个孩子的行动，他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大规模慈善和人类行为的知识。他们每个人都已带领20至30人的团队多年，并观察了影响慈善组织的人事运作的特殊情况。

我对孩子们及其候补人选如此有信心，这让富有的朋友们感到好奇。他们尤其对我要求基金会的所有行动必须一致表决通过4感到惊讶。这怎么可能行得通？

我解释说，我的孩子们将永远被非常真诚的朋友和其他人的恳切请求所困扰。另一个现实是：当提出大额慈善赠予请求时，一个“不”常常会促使潜在的受助者考虑不同的方法——另一个朋友、不同的项目，等等。那些能分配巨额资金的人，总会被当作有机会就值得争取的“目标”5。掌握了这种财力，就得面对这个令人不快的现实。

因此，就有了“一致决定”条款。有了这条限制，就能马上给申请资助的人一个明确的最终答复：“这永远不会得到我兄弟的同意。”而这个回答将改善我孩子们的生活。

当然，我的一致表决条款并非万能药——如果你有九个或十个孩子或继子女，它显然行不通。而且它并不能解决每年明智地分配数十亿美元的棘手问题。

我对所有父母还有一条建议，无论他们的财富是微薄还是惊人。当你的孩子成熟时，让他们在你签署遗嘱之前阅读你的遗嘱。

确保每个孩子都理解你决定的逻辑以及他们在你去世后将面临的责任。如果他们有疑问或建议，请仔细倾听，并采纳那些合理的建议。你不希望在你无法再回应时，孩子们对遗嘱决定问“为什么？”。

多年来，我的三个孩子都向我提出过问题或评论，我经常采纳他们的建议。我得讲清楚自己的想法为什么合理，这没什么不对。我父亲也是这样对我的。

我隔两年左右就会修改遗嘱——通常只是很小的改动——并把遗嘱内容保持得简单明了。多年来，查理和我看到许多家庭因遗嘱中身后生效的安排让受益人困惑甚至愤怒而分崩离析。嫉妒，连同童年时期真实或想象中的怠慢，被放大了，尤其是当儿子在金钱或重要职位上比女儿更受偏爱时。

查理和我也目睹过一些案例，富有的父母在去世前充分讨论过的遗嘱帮助家庭变得更加亲密。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满意的呢？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延续着始于1930年的幸运，那时我作为白人男性出生在美国。当然，我的两个姐妹在1920年第十九修正案颁布时就被明确承诺与男性平等对待6。毕竟，这是我们十三个殖民地在1776年传达的信息。

然而，1930年我出生时，这个国家还没有实现当初的理想。在比利·简·金、桑德拉·戴·奥康纳、露丝·巴德·金斯伯格以及无数其他人的帮助下，事情在1970年代开始改变。

受益于男性身份带来的这些优势，我很早就确信自己会变得富有。但我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梦想过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可以获得的财富。这令人震惊——超出了福特、卡内基、摩根甚至洛克菲勒的想象。谈论财富时，“十亿”已经取代“百万”，成了新的单位。

我出生时正值大萧条初期，情况看起来并不好。但复利真正发挥威力，是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由于没有踩到任何香蕉皮，我现在94岁仍然活跃，拥有巨额储蓄——不妨说，是一份份暂未使用的消费能力——可以传递给那些出生时抽到短签的人。

我还很幸运，我的两位妻子都热情地认同我的慈善理念，并加以扩展。无论是我、我的第一任妻子苏西，还是后来的妻子阿斯特丽德，都不赞成巨额财富的家族世袭。

相反，我们共同认为，机会平等应该从出生开始，极尽炫耀的“看看我”式生活方式应该合法但不值得钦佩。作为一个家庭，我们拥有我们需要或喜欢的一切，但我们并不因为别人渴望我们所拥有的而感到快乐。

我还特别高兴的是，这么多早期的伯克希尔股东独立地得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储蓄——生活得很好——好好照顾家人——并通过储蓄的长期复利增长，将大量、有时是巨额的财富回馈给社会。他们的“资源索取凭证7”正被广泛分发给其他不那么幸运的人。

秉持这一理念，我从快满三十岁时起就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现在我看到我的孩子们成长为善良、有所贡献的公民。他们在许多情况下与我和他们的兄弟姐妹有不同的观点，但拥有坚定不移的共同价值观。

小苏西、霍维和彼得各自直接帮助他人的时间都远比我多。他们喜欢经济上宽裕的生活，但并不执着于财富。他们的母亲——他们正是从她那里学到这些价值观的——会为他们感到非常骄傲。

我也一样。